文/顾筝
有的时候，他会突然面对一些紧急而可怕的状况：异物直直插入患者的头部，生命危在旦夕。
有时，他面对的是焦虑而担忧的患者家属，他们的亲人罹患脑部肿瘤或突然中风。
在工作中看到很多意外而严重的案例，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高亮说：“我深深地觉得：不要等事情发生后再去挽救，那已是后招了。不管是意外还是疾病，我们都要回归到治未病的状态，不要等事情发生了，再去找好的医生开刀，最好这一切都不要发生。”
高亮知道医学有无奈和盲区的地方，但作为一名医生，他希望病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，自己都有办法应对。
我不知道不好的故事会发生在谁的身上
高亮的办公室外面，两位家属张望着，在等待他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想和他聊上几句，说一说自己家人的病情。病人是前几天被送来的，六年前曾动过脑膜瘤手术，可前段时间又出现了头疼，手脚功能变差的问题，医院。磁共振反映出来的情况是，肿瘤复发了。家属的表情黯然、难过，一位年长的女性明显是刚哭过，她说：“我们还没做手术，我们就想问些问题。”
这一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，大多住着罹患脑部肿瘤或脑创伤的患者。高亮办公室的隔壁，都是病房。透过玻璃窗往里看，病人躺在病床上，头上绑着包扎的绷带，面部插着很多管子，而这些管子，连接着旁边的医疗仪器。
高亮在楼下的手术室做着手术安排，他没有和那两位家属说上话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，他之后会去和她们聊聊。
记者：高医生，在我等待你的过程中，有不少家属来找你，他们都面带忧虑。我感觉他们有很大的担心和焦虑，你会和他们聊什么呢？
高亮：我在查房的时候，和那位病人的家属有过简要的沟通，我也知道了病人的情况。每个病人背后都有故事，我要了解病人的故事，也要了解家属的期待。而我要告诉他们的是，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我的治疗打算和计划是什么。
现在的医疗技术和10年、20年前已大不相同，进步了很多，但仍然不能保证疾病可以百分之百被治愈。特别是脑肿瘤手术，根据美国流行病学的研究，平均死亡率是2.3%-2.6%，这还不包括术后变成植物人或出现生理机能残疾的情况。我不知道好的故事会发生在谁的身上，不好的故事会发生在哪个病人身上。家属都希望病人好，最好没有并发症发生，所以我会把不好的故事告诉家人，让他们对病情有全面的了解，并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记者：我感觉，家属听了这些，会更担心和焦虑了？
高亮：我也会告诉他们，我自己能做多少，对这种手术的把控是多少。我会把病情和所有的治疗方案都告诉他们，然后请他们一起做出决定。尽管做了近二十年的神经外科大夫，我的追求和理想是做好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，做更好的神经重症监护，尽最大可能让每一个病人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最佳治疗效果，但是我觉得要让家属们能够理性看待医学，看到医学无奈和盲区的地方。我以前看过电影《阿甘正传》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：死亡是人生的组成部分，我们注定要面对它。确实如此，即使没有意外，没有疾病，我们最终还是会送走我们的亲人。
记者：病人当年开了刀，想来应该是挺成功的，可过了这几年又复发了，对癌症的复发你怎么看？
高亮：很多复发，是疾病本身的衍变，也可能和早期治疗的不完美有关。医学科学一直在发展，但疾病还是会复发或无法治愈，说明医学没有完全解决疾病问题，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只是，希望病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，我都有办法应对。
车子、房子越来越多，幸福却变少了
医院神经外科的病房内，除了住着患脑部肿瘤的患者外，还住着一些遭遇意外事故的患者。
3月11日，是个周二。上午10:00，高亮正在进行上手术台前的准备工作，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以前的一个病人家属打来的。对方在电话里焦急地说：当地（嘉兴）有个5岁的孩子，被楼上掉下的一根钢筋砸中脑袋，钢筋从额头插入，直入后颅，医院紧急抢救。他询问高亮能否接治这样的患者。这位患者之所以打电话给高亮，是因为几年前，他的亲人也是情况危重的脑外伤患者，是高亮进行了手术，手术很成功。而这次，他又认识孩子的父母，所以志愿帮忙打电话向医生求助。高亮在电话中简单询问了情况：孩子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？路上的安全系数能保证孩子被顺利送来上海吗？
“我没有看到病人前，其实并不知道还有没有手术机会。但孩子的父母说他们已没有选择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地来上海试一试。”后来，孩子被迅速送来医院，高亮和同事们紧急进行了手术，手术顺利完成，截至3月19日，术后最担心的颅内感染关基本渡过，孩子能有意识地回答问题，转入康复治疗阶段。
记者：这种分秒必争的神经外科急救，我觉得对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高亮：是的，医院负责神经急救，那样的工作做了十年左右。对一般的肿瘤手术来说，可以计划得很周详。但事故，发生得很突然，而且是非常规的，对医生要求非常高。而且在这样的病人出现时，往往会有大量媒体的跟踪报道，这就要求我们不被外界因素干扰，不要受到情绪的左右。
记者：医生也是人，在这种压力之下，有情绪的波动也是很正常的。有的医疗剧中也会有反映，有时医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手会出现颤抖的情况。那你怎么克服这些情绪的波动？
高亮：医院的时候，我有很好的支撑，有问题我可以求救老师，可以寻求帮助。渐渐的，这样的案例做得多了，我又建立了很强的自信心。医生的成长历程有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，如果在成长过程中，碰到一些疑难病例，都能很好地进行诊疗，那么医生的自信心也会很好地建立起来，医疗水平会得到很大提高。
记者：这样的神经外科急救案例，你碰到过不少？
高亮：是的，有很多意外事故，而且有相当一部分，发生在孩子身上。
记者：看到人们，特别是孩子发生这些意外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
高亮：内心首先会觉得很难过，比如这次看到这么小的孩子遭受这么大的痛苦，我会觉得很可怜。同时我会觉得这对我是一个挑战，我有很强的冲动，要把这个孩子治好，要让自己冲破自己的极限。
记者：在这些意外发生时，孩子痛苦，家长悲痛、后悔、自责，你在这些急救案例背后，看到了什么？
高亮：我的感觉是车子越来越多，房子越来越高，而幸福却变少了。车祸是很大的脑外伤的原因，在禁止酒驾之前，车祸的数量比现在更多。这说明，从法制层面立法，规范行车，遵守交通规则，是有可能让车祸减少，让脑外伤发生率变低的。
还有关于儿童的意外伤害，我觉得也需要立法来建立更好的保护措施。有好几次，遇到红灯停车的时候，我看到旁边车子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孩子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如果发生意外，要么孩子会冲出去，要么安全气囊弹出来造成孩子严重颈椎或颅脑损伤，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。我想我们一定得知道，什么事情应该做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。
前几天，医院附近开车，我的方向上是绿灯，正要开车起步时，一辆助动车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，一下子就窜到我前面去了。如果我刹不住车，那意外就发生了。在工作中所看到的意外案例，让我深深地觉得：不要等事情发生后再去挽救，那已是后招了，就像现在脑出血病人已呈低龄化状态，每年我都会碰到十多例30来岁高血压脑出血的病人，这和我们的生活习惯、环境有关。不管是意外还是疾病，我们都要回归到治未病的状态，不要等事情发生了，再去找好的医生开刀，最好这一切都不要发生。
无论是哪一种的脑损伤，对患者和其家属来说都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。而当脑损伤发生，家属期盼的是如何集所有诊疗力量尽可能恢复患者的大脑功能，高亮说：“脑损伤康复措施需要贯彻于疾病诊疗的始终”！
11月23日（周三）20:00-21:00，高亮教授将做客“海上名医在线课堂”。届时，他将为大家带来主题为“脑损伤康复贯穿于疾病的始终”的讲课，并将对大家的提问予以解答。您只要拿出手机打开北京白癜风医院北京中科医院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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